大唐诗坛上有许多杰出的诗人，但惟有他被皇帝赞为“诗仙”。他的诗作如流泉般清澈，如烈火般炙热，让人心灵为之震颤，情感为之荡漾。他就是李白，这位被誉为诗坛之神的诗人。在他的诗作中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，一种超然世俗的风骨。他的诗歌充满了豪迈和激情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激情的火焰，让人对诗歌和文学的魅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【每日读诗】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白居易的泪为何流？母亲意外去世，为何害得白居易遭贬？皇帝的理由太奇葩！在大唐的诗人中，被皇帝赞为“诗仙”的唯此一人，不是李白。1/皇帝笔下的“诗仙”
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其诗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语言优美、通俗，音调和谐，形象鲜明，还有很强的讽喻性。在文学创作中，白居易一直秉承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为宗旨。他曾对人言：“自登朝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，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，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（《与元九书》）。”
白居易素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，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，世称“元白”，又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官至翰林学士、左赞善大夫。公元846年，在洛阳逝世，葬于香山。
白居易病逝后，唐宣宗李忱还专门写了一首吊悼念居易的诗《吊白居易》，其诗曰：
唐宣宗盛赞白居易的诗作，尤其点出他的两首新乐府代表作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，并称其为“诗仙”（李白的“谪仙人”之号，最早是出自贺知章之口），这是大唐诗人中，唯一受到皇帝如此嘉奖与肯定的，这也是对白居易诗歌成就的最高评价。
确实，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，与此前的叙事诗不同的是，这两篇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强化了诗的抒情因素，淡化了事件的叙述，叙事能简则简，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。比如，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，只用寥寥数笔带过，将着笔重点放在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。还有《琵琶行》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，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，声随情起，情随事迁，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。
2/母亲意外死亡，儿子因赋获罪白居易在文学上虽然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，但是，仕宦之路却不平坦，他初为京官不久，就因为一连串的“意外”而遭贬。
白居易的文采，唐宪宗李纯是非常欣赏的，所以，他继位不久，就任用白居易为左拾遗，弄到自己身边工作。白居易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，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地做个好言官，因此频繁上书言事。
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，白居易的工作热情就更加高涨，有时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。他言事的直接与不讲方式方法，令宪宗皇帝感到非常不快。李纯曾而向宰相李绛抱怨说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。”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，而劝谏宪宗放宽心胸、广开言路。
虽然有李宰相的规劝，宪宗皇帝对白居易表面上表现得仍相当宽容，但是，李皇帝的内心对白居易已经是“由爱生恨”了，而白居易还不自知地一如既往地“上书言事”，结果才惹火烧身。
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六月，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，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，朝野大哗，藩镇势力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，以安藩镇“反侧”之心。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，有“擅越职分”之嫌；而且，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，得罪了朝中权贵，又接连遭到朝臣诽谤：“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，白居易却写下了言辞华丽的《新井赋》，有害名教，人品有亏，不可重用。”于是，白居易便遭遇一贬再贬，最终被发配为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司马。
3/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司马是刺史的助手，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置“犯罪”官员，属于变相发配。这才真叫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”
罗织罪名是简单的，不属于天赋异禀的行列。“罗织”是古已有之的，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来俊臣，就专门写了一部人间奇书——《罗织经》，书中专门讲述如何罗织罪名，陷害杀人于无形的技巧。来俊臣的同事、武周朝另一个著名酷吏周兴临死之际，看过此书，也自叹弗如，竟甘愿受死；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，冷汗直冒，却不敢喊冤；就连女皇武则天面对此书，叹道：“如此机心，朕未必过也。”最终，来俊臣被武则天给绞杀了事。
国人深得其中三昧，并在其后将其“发扬光大”，比如秦桧的“莫须有”，就是触目惊心的案例。
这世上，难做的事多，易做的事少，而罗织罪名却是易事之一，只需动动口舌，一切都OK。比如，你吃饭时，人家拿了调羹给你，你会说这么小的东西怎么把汤从汤盆舀到碗里；若刚开始给你拿的就是勺子，你也可以说，这么大的东西拿来喝汤有失斯文。可是，调羹毕竟只能是调羹，你不能要求它可以方便地舀汤，又拿它斯文的喝汤。有人说，这好办，调羹勺子都拿出来，不就结了。当然结不了，这时候你又可以说，你拿这么多出来干吗，装文明人啊，又用勺子又用调羹的，随随便便吃顿饭，搞这么复杂，吃饭的乐趣是摆弄餐具吗？
所以，重要的不是物与事的本身，或者说重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人们所想要的结果。白居易因《新井赋》的“言辞浮华、品行败坏”被贬。而事实上，《新井赋》是白居易的旧所，与母亲堕井一事毫无关系。权臣当然知道事实真相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白居易是他们的眼中钉，只要能将他踢出局，用什么理由与方法并不重要。
4/江州司马的《琵琶行》因言获罪对白居易的影响很大，成为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，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，消极情绪日渐增多。元和十一年（公元816年）秋天，被贬江州司马近两年的白居易，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，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，年老被人抛弃的歌女，顿生同病相怜之感，返署后，便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《琵琶行》（原作《琵琶引》）——
（元和十年，予左迁九江郡司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，闻舟中夜弹琵琶者，听其音，铮铮然有京都声。问其人，本长安倡女，尝学琵琶于穆、曹二善才，年长色衰，委身为贾人妇。遂命酒，使快弹数曲。曲罢悯然，自叙少小时欢乐事，今漂沦憔悴，转徙于江湖间。予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觉有迁谪意。因为长句，歌以赠之，凡六百一十六言，命曰《琵琶行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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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琵琶行》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，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、民生凋敝、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，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，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。属言他人之憾事，发自身之幽情的义愤之作。
作为一首叙事长诗，这首诗结构严谨缜密，错落有致，情节曲折，波澜起伏。为方便阅读与理解，姑且将其划分为四节，如此，诗的内容就一目了然了。
第一节由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始，止于“添酒回灯重开宴”，写江上送客，忽闻琵琶声，为引出琵琶女作交代。
第二节由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始，止于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，写琵琶女及其演奏的琵琶曲，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。
第三节由“沉吟放拨插弦中”始，止于“梦啼妆泪红阑干”，写琵琶女自述身世。通过琵琶女这一典型形象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、被损害的乐伎们、艺人们的悲惨命运。
第四节由“我闻琵琶已叹息”始，止于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写诗人深沉的感慨。本节才是诗之重点：由琵琶女遭遇，联想到诗人自己的遭遇，两相照应，极写诗人贬官九江以来的孤独寂寞之感，感慨自己的身世，抒发与琵琶女的同病相怜之情。诗人和琵琶女都是从繁华的京城沦落到这偏僻处，诗人的同情中饱含叹息自己的不幸，“似诉生平不得志”的琵琶声中也诉说着诗人的心中不平。
《琵琶女》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杰作，明着是在写琵琶女的身世，暗中抒发的却是诗人的切身感受。这一明一暗，一实一虚，使情节波澜起伏。它所叙述的故事曲折感人，抒发的情感能引起人的共鸣，语言美而不浮华，精而不晦涩，内容贴近生活而又有广阔的社会性，雅俗共赏。
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，发出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叹，抒发了同病相怜，同声相应的情怀。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