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扬天下的诗人杜甫，与千余友结交，却最终孤苦无依。其下场的原因何在？或许是因为他过于直言不讳，言辞激烈，招致朝廷忌惮；或许是因为他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，触动权贵的神经。无论是哪种原因，杜甫的孤独伴随着他一生，最终演绎出了一段悲壮而绝美的人生传奇。
杜甫被称为“诗圣”，他的一生，大约有1500首诗歌传诵至今，其中他明确写给赠送友人的就有736首，而在这736首，涉及到的人名占据402个，可见杜甫交友之广。然而，作为诗圣的杜甫前半生虽然潇洒自如、快意恩仇，后半生却充满了无奈与辛酸，最后更是落得个孤苦无依的结局。
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或许从杜甫的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。
潇洒的前半生杜甫的前半生，也就是于公元747年西入长安之前，似乎不知困苦为何物。
受惠于蒸蒸日上的盛唐国势，有赖于杜氏家族祖荫未消，杜甫沉浸在读书和壮游之中，漫游齐赵，飞鹰走狗，度过了十多年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。
海内升平，一个官宦公子纵马驰骋在樽中酒常满、良夜人尽欢的清风明月之下，堪称盛世大唐的一个注脚，杜甫自诩为官从政是家族“素业”，自我确立的人生目标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
漫游途中，他不时迸发出心底的雄心壮志。在巍巍泰山顶，杜甫留下一首《望岳》，结尾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流传千年，成为泰山最著名的题咏之一，流露出诗人不凡的抱负。
在画作前，杜甫热情地歌颂雄鹰和骏马（如《画鹰》《房兵曹胡马》），留下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的豪迈之言。
尽管科举落第、年纪渐长，杜甫依然相信前面有一条金光大道在等着自己。年轻的杜甫固然飘在云端，有好高骛远之嫌，但他目光并未完全高高在上，只盯着豪门士族。
他还将纸笔朝向州县内外和百姓疾苦，他的赠诗对象从皇亲国戚到贩夫走卒，不一而足。，他终生保有那份少年的纯真，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只要所遇之人足够有趣或难忘，都平等相待，一律诉诸笔端。
只是改变发生在公元747年，杜甫一头扎进恢弘的长安城求官，从此，大地上少了一个轻狂潇洒的公子，大唐多了一位命运多舛的文豪。
悲惨后半生的开始大唐长安，是汇聚神州精华的帝国明珠，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；对于天下士人而言，更是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天堂。
唐朝开放政权恭候天下才学之士，种种制度设计为读书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，大江南北，无论豪门寒庶，无论读书人亦或有心人，犹如虹吸一般从州县乡镇流向长安城。
其中就包括杜甫，人到中年，杜甫痛下决心谋取一官半职，为杜氏门楣、也为自己，在长安，“求官”与“交际”几乎是同义词，
官职永远是稀缺的，机会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，虽然可以经过考试或凭借才华得官，求官之路依然是千军万马蜂拥的“独木桥”。
以最为舆论瞩目的进士科为例，每次录取二三十人，而长安城内应试者数以千计，聚集于此的竞争者需要广泛交友，谋求强有力的支持者，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，提升声誉。
所有交游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官员选拔过程中增加自己的曝光率，提升中选权重，这些活动主要是两类。
第一类是目的性极强的干谒、行卷，直接针对能对选官发挥作用的达官显贵。杜甫中年认识的朋友王维，21岁就高中状元，少年得志，与他结交亲王公主，在应试之前就名声远扬关系重大。
第二类是务虚性较强的各种唱和、宴会等活动，广泛地扩大人际关系、提高声望。这类交游，参与者身份地位比较平等，又因为唐代以诗为贵，通常以诗会友，参与者容易志趣相投，结识的人脉往往更牢靠。
大量唱和诗、赠诗便诞生在第二类活动中。唐朝越往后，长安城交游的风气越盛。因此，唐代的科举选官本质，与其说是“考试”，不如说是“选举”更贴切。
对应试者的交游能力要求很高。杜甫初至长安，延续了酣畅快意的交游风格。当时，长安舆论将居住在长安的八位善饮文士：贺知章、李适之、李琎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，称为“酒中八仙人”。
他们嗜酒、豪放、旷达。杜甫选择这一流行题材，以白描的手法创作了《饮中八仙歌》。我们无法获知杜甫与其中几人有过交往，抑或八仙都是杜甫的朋友，但诗歌显示即将迈向不惑之年的杜甫，心态是乐观、放达的。
可惜的是，他的这份乐观，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逐步崩塌，直至粉碎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家族的祖荫逐渐褪去，又没法融入当权者的人脉视野，加上不算殷实的家底难以支付昂贵的都市生活，杜甫的客居生涯在困顿中越陷越深。
几次仕途选拔，又为权相所阻。杜甫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个人难以与强大的当权集团作对，最务实的对策还是努力挤入当权者的圈子。杜甫转而将精力倾注在向权贵的针对性行卷上。他的朋友圈中出现了若干个不和谐的身影。
京兆尹鲜于仲通在剑南节度使任内，轻启战端，损兵折将，因为依附权相杨国忠反而安然无恙，安享富贵。杜甫却写下洋洋洒洒的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，希望鲜于仲通能够向朝廷举荐自己。
可惜，鲜于仲通无动于衷。当朝驸马、太常卿张垍是排挤李白的黑手之一。多年后，张垍附逆安禄山，出任伪职。可以判断，张垍人品是有问题的，杜甫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称赞这样的人。
可叹的是，杜甫写下了《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》，从官爵、文章、名望等方面全方位地吹捧张垍，杜甫是没有政治靠山、没有仕途人脉的一介寒儒，困居长安数年，一筹莫展，只要是手握实权的大官都是他需要攀附的“伟人”。
在诗歌的末尾，杜甫以极低的姿态，哀求张垍施以援手：“槛束哀猿叫，枝惊夜鹊栖。”只是，张垍也无动于衷。吊诡的是，当杜甫官职到手之日，却是他对先前道路的否定之时。
天宝十四载（公元755年），杜甫44岁了，八年的奔波乞求终于换来了“河西尉”这一微末小官（后即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）此刻，他没有梦想成真的释然，没有理想实现的畅快，相反有些排斥这个鞭挞黎民的官职。
求官的目的是实现胸中抱负，而不纯粹就是为了当官。可叹的是，太多的人在汲汲于功名的过程中将手段异化为目的。
杜甫虽也一度沉沦在追名逐利的浊浪中，但胸中的是非始终分明，善恶一直彰显，他终究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。释褐为官，杜甫仍旧是那个白衣杜甫。
当年十一月，杜甫前往奉先（今陕西蒲城）省家，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：小儿子饿死了！这趟经历促使杜甫反思人生抉择。
他结合困守长安的感受，写出了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。杜甫清醒认识到在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型的大时代浪潮中，官僚制在中华大地确立，读书人从此成为这套新体制下的蝼蚁，“顾惟蝼蚁辈，但自求其穴”。
杜甫见闻了长安城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虽付出了尊严和热忱，却依然过着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屈辱生活，没能换来合适的职位，更谈不上实施年少时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抱负了。
变革大潮中的失败者千千万，杜甫是其中最著名、最具反思精神者之一，杜甫的反思一度为安史之乱打断，杜甫省亲之时，安禄山在范阳叛乱，横扫山东、关中，连下洛阳、长安，大唐盛世轰然倒塌，磨难和机遇同时摆到了杜甫面前。
天下大乱，他坚定站在朝廷一边，得知肃宗即位于灵武（今属宁夏），杜甫只身投奔，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，押回长安，所幸官职低微，杜甫没有遭囚，寻机逃奔灵武而去。
唐肃宗感动于辗转数百里的忠诚，授予杜甫清要之职：右拾遗。这是杜甫最接近权力核心的时刻，由此唤醒了心中的宏伟抱负。几个月后，他又亲手葬送了这个天赐良机。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，杜甫的布衣之交、时任宰相房琯率师平叛，兵败陈涛斜。
四万唐军血洒疆场。唐肃宗将房琯罢相外放，杜甫选择犯颜为这个宰相好友辩护。宰相张镐从畅通言路角度为杜甫求情，唐肃宗怒气有所消解。
杜甫还继续为房琯辩护，认为房琯才堪公辅，兵败是性情疏简造成的，希望皇帝能够弃细录大，宽免房琯，最后还以自己身家为房琯担保：“陛下赦臣百死，再赐骸骨，天下之幸，非臣独蒙。”
此举使得唐肃宗彻底疏远了杜甫，将其贬离。杜甫真正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，玄宗、肃宗的权力交接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事件。几年后，流落巴蜀的杜甫经过房琯葬身的阆州（今四川阆中），还特地前去拜祭，留下了一首《别房太尉墓》。
在诗中，杜甫和房琯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，只有对朋友的肯定，只有天低云断之下的悲伤和缅怀。那一天，杜甫面对孤坟，如同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友那般叙旧闲谈。彼时，杜甫已经远离庙堂，回复到了简单纯真的少年状态。
晚年孤苦无依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杜甫开始了人生第三个阶段，即漂泊巴蜀、湖湘的最后12年。
杜甫去官入川，是他的不幸，却是四川的幸运，杜甫携家带口，满怀失意、困苦而来，带着大半生塑造的性格、优缺点，也带来了之前建构的朋友圈。
飘零期间，多位朋友向落魄的杜甫施以援手。在鄜州，孙宰热情款待了狼狈不堪的杜甫一家，羌村乡邻想必给逃难中的杜甫些许安慰。
在成都，成都尹裴冕为杜甫一家提供粮米；多位画家朋友来杜家，装饰作画；邻舍农夫赠送蔬菜，还经常邀他饮酒，构成了杜甫定居成都的重要条件。
在荆南（荆州）公安，暮年的杜甫遇到了年轻的粉丝卫均，后者对贫困的偶像慷慨相助。这种相遇于江湖，不求任何回报的解囊之交，最令人难忘。
杜甫流落四川之初，故友高适恰好在四川任职，先是刺史后为节度使。高适得知故友前来，作《赠杜二拾遗》问候，并给予接济，杜甫回赠《酬高使君相赠》答谢：“故人供禄米，邻舍与园蔬。”在高适和其他朋友的帮忙下，杜甫在成都西郊风光秀丽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定居。
安顿下来后，高适亲临草堂拜访，这无疑对杜家在当地站稳脚跟有着莫大的帮助。不过，对杜甫帮助最大的还是接替高适的继任节度使严武。
杜、严两家原本就有世交，杜甫与严武又有共同的好友——房琯。严武的仕途受过房琯的恩惠，杜甫为房琯辩护一事极可能很得严武的欣赏。
严武主政一方后，不仅在经济上资助杜甫，还辟署杜甫为幕僚，奏授后者节度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、赐绯鱼袋。
这虽然是节度使为幕僚争取官衔的惯例，却是杜甫一生的最高职务，因此得名“杜工部”。
杜甫对严武是感激的，赠诗多达30首；严武存诗仅6首，其中3首就是写给杜甫的，杜甫对认定的朋友掏心掏肺，缺乏节制，注定会遭别有用心者陷害。
杜甫也曾反省过，可他思索的都是家国天下和人生大事，反省的结果是从一个翩翩公子蜕变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关注民间疾苦，牵挂国家兴亡，单单忘记与现实妥协，调和个性。
这使得杜甫遭遇了一次次的挫折和打击，终其一生，杜甫只是一个落魄不得志的中下层士人，在默默无闻与贫寒交迫中悲凉死去。
这样的角色在大唐的大地上车载斗量，他们留在人世间的痕迹很快就为历史长河所湮灭。杜甫身故之初也是这般情形，少有唐人传诵杜诗，当时的诗歌集子没有收录他的作品。
杜甫的朋友圈，讲到这里也应该终结了。然而，将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一个后来者。他在杜甫朋友圈的点赞与转发，一举扭转了杜甫的寂寞身后名。杜甫的这位新朋友，就是元稹。
因赤贫无力营葬，杜甫遗体暂厝湘江之畔。其孙杜嗣业是个倔强的孝顺孩子。他于杜甫逝世43年后的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重拾祖父遗骨，从湘江北上，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，立志要归葬河南首阳山祖茔。
他途经江陵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拿着杜甫的遗作，恳请镇守此处的元稹撰写墓志。元稹是前任宰相、现任封疆大吏，又是文坛领袖；杜嗣业只是一介草民，所求的传主又是一名故去多年的小官。
这原本是一桩成功几率极小的事件。然而，几天后，元稹回赠了一篇对仗工整、气势雄浑的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》。
原来元稹展读了杜甫诗作，深为折服，遂为之作墓志铭并序，赞誉“以为能所不能、无可不可，则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”！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无疑是李白，不仅在生前还是身后，都誉满神州。
元稹将杜甫与李白相提并论：“李白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‘李杜’。”“李杜”一词，应该不是已有的名词，而是元稹的发明创造。
除了撰文做出极高的评价，元稹还身体力行，学习杜甫的理念与手法进行创作；还热情介绍给白居易等好友，扩大了杜甫的粉丝范围。
韩愈、杜牧等名家相继成为杜甫的粉丝。从此，杜甫诗歌的价值为人挖掘，杜甫的文学地位扶摇直上，诚如韩愈诗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
结语可惜身后的荣誉，杜甫无法知晓。
他终究是那位清瘦穷苦、江湖漂泊的书生，在看似纷繁热闹的朋友圈里，固执地宣示着自己的毁誉、迷茫、无奈与坚强。